危机四伏！繁华盛景的北宋其实并不“清明”

看似繁华盛景、阡陌交通，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张择端在画里为我们埋下了一系列的危机，揭露了一连串的问题，当时的宋徽宗没有看出来，反倒以“清明”定题，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清明踏青回城的一干人中，一匹白色官马受到惊吓脱缰狂奔（前半身因残破而缺失），白马前方是一头受到惊吓的黑驴，两个马夫在追赶，周围的人们顿时惊慌起来，一老翁急忙招呼在路边玩耍的孩子回家，另一持杖老者侧身而逃，坐在店铺里的食客闻声而望，这仅仅是汴京险境的一个铺垫，预示着后面还将会发生更大的险情，惊马闯进郊市给全卷定下了焦虑的音符。
 

汴京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每坊均设有一座望火楼，消防是朝野最严峻的社会问题，市民后半夜禁止随意用火。按当时规定，望火楼下要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余人，有救火家事则马军奔报，各处府衙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支专业灭火队伍实行军事化管理，被称为“潜火兵”，驻扎在望火楼下。遗憾的是画面中这座城外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上无一人守望，更不用说准备传报火警的快马，望火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北宋末的消防系统已颓败至此。
 

为了抵御荒年和逼退商贾的势力，北宋历朝注重在汴河沿岸营建官仓。但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船主们指挥着雇工队伍卸粮到深巷私仓，所有粮船皆非官办，也无督粮官到场监运。朝政丢失了国粮储运的机会，北宋潜在的官粮危机暴露无遗。

北宋人在清明节喜欢到河上观水赏鱼，图中拱桥两侧聚集大批人群，可眼下的情景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几个纤夫埋头拉纤却忘了招呼船工放下桅杆，导致桅杆即将撞上拱桥！险情将至，拱桥上下行人大声呼救，纤夫闻声松开绳索，船工放下桅杆，船顶上的船夫奋力用长杆顶住桥梁……而此时桥上文官与武官因轿马之争，仍各仗其势互不相让，桥上桥下险情成为全卷高潮。

街道两边屋檐多加建雨搭、平房也多有展出来的遮阳棚，或开设买卖，或摆摊设担，经过数次“得寸进尺”，构成了北宋几朝都无法解决的“侵街”现象，交通拥挤、消防堵塞愈演愈烈。商铺云集桥上、城门口拥堵不堪，这些都是汴京城市管理失控造成的恶果。

城门外的这家高级驿站，一座木桥与院门相连，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还有两只公文箱，显然这是一队公差，像是待命多时了。院子里躺卧着一匹吃饱的白马，一个马夫手持缰绳，斜倚一侧，似乎在等待马的主人。应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队伍，快到晌午，差官还迟迟不出，真实地表现了徽宗朝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正店”是政府授权酿造美酒的酒店，“正店”右侧临街的屋子是供应军酒的地方，铺里有三个御林军士卒，他们奉命前来“正店”武力押送军酒，这些本应该在城门口岗位上出现的军卒，却精神抖擞地显身在酒铺里。且全卷新酒、小酒、老酒等招牌多次出现，满城酒车簇簇不绝，足见朝廷的军力之弊以及民间的酒患之重。

1102年，徽宗改元崇宁，罢黜旧党，次年，蔡京下令焚毁苏轼、黄庭坚等旧党人的墨迹文集，严禁生徒习读、藏家宝之，苏轼文字翰墨。在画中的两处，车夫们将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这一细节反映了当时新旧党争的残酷，以及对文化艺术的破坏。

城内第一家便是税务所，门口四个车夫运来一麻包纺织品，交税中，车夫与税务官产生严重分歧，门外税务官指着麻包爆出的高昂税额，引起车夫们的不满，车夫或递交货单、或现场解释、或大声吵嚷……甚至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在徽宗朝大办漕运花石纲之时，税额激增，车夫与纳税者的纠纷，是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的缩影。

北宋是唯一商品税超过农业税的朝代。

洞开的城门静静地等待着亡国之日，图中的标志建筑卷城门不是瓮城，无法构成防御体系，夯土垒成的城墙，四处塌陷，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城门前后、城楼上下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把守，北宋的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了。

北宋后期，辽金两国的奸细多次暗访汴京，刺探军情是家常便饭，而画家唯独将骆驼队和胡人画在不设防的城门口。徽宗朝军力日渐衰败、国防渐趋淡漠，亡国似乎指日可待。

清明时节本应出现很多画面，但是张择端喜庆的场面一概不画，因为他怕冲淡这幅画的主题，他要集中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

这也体现出他对朝廷社稷的牵挂，欲以“曲谏”的方式劝诫徽宗关注社会问题，然而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连小小的西夏尚不能对付，最终被金所灭，总归是一声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