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白毛女》画稿，25×17cm，李可染画院供图
这些画稿虽然没有深入的细节刻画，只用线条简单勾勒出了大致的形象和姿态，但却非常生动，尤其难得的是上面有不少对人物形象、场景等的标注，甚至还有对歌剧演员表演的评价。
李可染《白毛女》画稿，25×17cm，李可染画院供图
李可染画院理事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王鲁湘先生对这批速写的评价非常高：“这套《白毛女》速写非常难得，集中记录了当时李可染先生不为人知的一段心路。”
王鲁湘先生曾见过一幅李可染先生的水墨《白毛女》，画的是杨白劳为喜儿扎红头绳的场景，可以与这批速写互相佐证。该画上有李可染款识：“人家闺女把花戴，你爹钱少不能买，扯了二尺红头绳，我给喜儿扎起来。卅八年四月某夜，观《白毛女》歌剧归来，写杨白劳除夕为喜儿扎头绳一节，并题其唱词。可染。”“卅八年”指的是1949年。该画诗塘上还有刘勃舒先生的一段题跋：“传世之佳作，它必然是具备又传统也现代、又艺术也思想、又画品也人品、又雅也俗的矛盾统一。”
李可染《白毛女》画稿，25×17cm，李可染画院供图
20世纪90年代至今，此画被湖北某私人藏家收藏，后来曾3次进入拍卖市场，可以查到拍卖纪录的有2次：2008年北京华辰秋拍和2010年上海朵云轩春拍。虽然拍卖数据有显示成交，但实际上这幅画至今仍在该藏家手中，原因是当时的价格远低于藏家预期。2012年，该画曾经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过，该画被公认为真迹，所以，这套《白毛女》速写的绘制时间可能也是1949年4月。
李可染先生当时看的那版《白毛女》歌剧，是由王昆饰演的喜儿。据王昆回忆：“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不少知识分子来看，画家李可染看完后，一下子买了10场票给他的家人看。回去后他跟夫人讲，我的画风也要改变，要到人民中去。”
这种说法从李可染夫人邹佩珠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邹佩珠先生在参加北京画院的一次研讨会时曾说：“李可染改革中国画的时候就是从画白毛女开始的，我们去看《白毛女》，一家人连看十天，为了理解新中国的文艺走向。王昆同志当时演白毛女，她演白毛女如同她自己就是白毛女，非常投入。”
虽然李可染先生本就喜欢戏剧，但连看十遍的热忱也足见其重视程度和理解新中国文艺走向的急切。那为什么他可以通过《白毛女》来理解新中国的文艺走向呢？这要从《白毛女》的创作背景来谈。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同时期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深刻意识到要创作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理念的艺术作品。
1945年，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改编了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脱胎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故事。该剧情节是：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原本正在满心欢喜地准备嫁给青梅竹马的未婚夫王大春，却不料飞来横祸。除夕夜，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杨白劳，第二天将喜儿抢入黄家抵债。深受百般侮辱与折磨的喜儿隐忍等待复仇的机会，但难逃被卖的命运。她在黄家佣人张二婶的帮助下逃入深山，靠偷破庙供品为食，由于常年不见阳光和缺乏盐分，喜儿的头发全白，成了附近村民谣传的“白毛仙姑”。后来，八路军来到了该地区，喜儿重见天日，与未婚夫王大春重逢，斗倒恶霸黄世仁，开始了新生活。其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1945年5月，《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向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此后剧本又不断修改，日臻完美，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据王昆回忆，抗战胜利后，她随着艾青领导的鲁艺队伍从延安去了张家口，后来去石家庄、北京，一路上给农民、学生、战士演《白毛女》，很多学生因此而参加了革命，农民因此受到教育，不要像杨白劳一样自杀，而是应该起来反抗，要回土地，参加革命。国民党士兵俘虏看了也都哭了，因为他们也是农民子弟，因为吃不上饭才参的军，部分俘虏因此而参加了解放军。
对于李可染先生来说，《白毛女》剧团来到北平剧场演出，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虽然在抗战期间，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创作了大批抗日宣传画，但并未加入共产党，只是供职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可染又去了北平国立艺专任教，该校当时仍然是隶属于国民党。所以，他对于共产党的文艺路线并不十分了解。
1949年，共产党的全面胜利预示着新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即将到来。王鲁湘先生分析了李可染先生当时的心态：“所有人都面临思想改造问题，尤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对新社会的认识，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自我改造，或者被改造。李可染先生也在想，以前画的跟工农兵没有关系，在新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是要被改造的，所以就主动自我改造，选择在题材上改变自己，画点工农兵。可是，他又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在大城市里猛地扎到农村去，还没有这个条件。好在，旁边的剧院在演《白毛女》，描写的是地主阶级压迫贫苦农民，农民奋勇反抗，反映阶级斗争的一部戏，是共产党从解放区带到城里来的。所以，画这个戏在政治上是过关的。”
王鲁湘先生仔细看了这些速写以后发现：“画面上有些人物恐怕也不完全是在剧场里画的。比如，有一张上是一个人在躺着抽鸦片，旁边有一人在伺候，这不像是白毛女的剧情。所以，需要考证一下，这些人物是否真的来自舞台，是否夹杂着在其他地方画的速写。”
李可染《白毛女》画稿，25×17cm，李可染画院供图
在这些画稿中，还有一页比较特殊，全部是文字，最初也被定名为《白毛女》画稿，定名的依据有可能是这张纸的第一句话：“躲债七八天的”，有可能是联想到了杨白劳躲债。但是，这个结论有待商榷，需要详细解读文字。
李可染《白毛女》画稿，25×17cm，李可染画院供图
首先，“反国贼恶、英雄战斗劳动、建设、选举、土改、学习、鼓励生产、崇拜领袖、欲迎解放军、劳军、战役、参军”，与白毛女的情节是不符的，反而与建国初的历史更相近。王鲁湘先生认为，这些就是1950年左右的政治任务的罗列。
其次，这页纸上有四首诗，基调是欢快的，描写的是农民忙生产的情景，更像是土改时期的作品，与白毛女的剧情也不相符。四首诗如下：
满地棉花朵朵开，劳动妇女双双来。拾得满篮回家□，□你织布新衣裁。
麦子熟在五月天，收收割割□场□。夫妻两人都劳动，发家致富忙生产。
秋风吹来谷子黄，劳动农民生产忙。自愿合作搞生产，咱们收成比人强。
九月里菊花黄，地里丰收家里忙。大人小孩剥棒子，准备过冬好收藏。
据王鲁湘先生判断，这几首诗应该是当时文艺工作者为了宣传生产而写的。“自愿合作搞生产”一句，应该说的是农民合作社制度（1952年——1957年）。当时政府推行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等一系列合作化运动。这四首诗更像是描写的初级合作社。
李可染先生是在连看十场《白毛女》的过程中画的这些速写，所以这些速写的内容也最能反映当时哪些东西曾经触动了他。
首先，画稿中有不少重复画的场景，比如3个杨白劳自杀的场景，喝卤水以后把棉袄脱下来给喜儿盖上；2个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场景；2个杨白劳自杀后喜儿扶尸痛哭的场景；2个穆仁智抢喜儿的场景；2个批斗场面；3个喜儿独唱特写等等。
李可染《白毛女》画稿，25×17cm，李可染画院供图
而李可染先生所画的水墨版《白毛女》选择的是杨白劳为喜儿扎红头绳的场景。对此，李可染先生的学生李松先生曾为此画写过赏析：“爹爹没钱给女儿买穿戴，红头绳虽细小，却是浸透了父亲对女儿沉甸甸的爱，也包含着难以言说的愧疚。一根红头绳为严冷的除夕之夜平添了几分温煦，犹如转瞬即熄的灯火，在短暂的温煦之后，就面临着疾风骤雨，那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惨剧马上就要降落到这可怜的父女身上，扎头绳的情节反衬，更增强了悲剧的撼人力量。”
这组速写画了这部戏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场景比较丰富。王鲁湘先生猜测：“李可染先生通过30多幅速写，好像想把整个白毛女的故事全画下来，不一定是连环画，可能是白毛女组画，比如十幅一组，二十幅一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组画的成品。李可染先生确实用水墨画过白毛女，但是《白毛女》当时挨批评了，说他丑化劳动人民，而且用传统水墨画的，讲究封建主义的笔墨趣味，人物造型也略微有些变形，不符合当时倡导的写实主义要求。《白毛女》被批评后，他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是郁闷和恐惧。原本他是想通过画《白毛女》交一份考试卷，如果合格了的话，就一步迈到新中国了，如果当时受到鼓舞，也许就开始画人物画了。结果，这一闷棍把他打懵了，积极准备了这么多素材都没有用了，接下来徘徊了2年多，一直到1954年去对景写生，开始画山水、风景，才慢慢变成了山水画家李可染。”
除了《白毛女》以外，那个时期李可染先生还画过其他的人物画，比如《街头卖唱》，作于1949年5月。
李可染《街头卖唱图》，来自李松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据李松先生赏析，《白毛女》与《街头卖唱》尺幅相同，题款方式相似，皆以水墨加淡彩画成。《白毛女》中喜儿形象与《街头卖唱》中的女孩面容相似，同样面容清癯，然而也透出豆蔻年华的俊美，都是为贫穷和压迫所摧残的花朵。而画中杨白劳与弹琴的盲乐师则画出了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气质迥异的两个受苦之人。形象的塑造显示了画家对生活非常深入的观察与把握能力、笔墨表现功力。这类感受时代脉搏、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与李可染早先的文人墨戏性质的作品在取材和意趣上迥然不同，画法也相应改变。
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批速写中有这样一句话：“形象的现实性，作品的教育性。”这正是李可染先生当时对创作人物画的要求，对理解他的艺术风格转变是极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