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釉褐斑椰枣纹贴花双系壶
绿釉执壶
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作为鲜有记载的唐代民间窑场，长沙窑如何能与唐代名品“越青”和“邢白”媲美？这是本次展览可以告诉我们的。展览现场173件/套长沙窑瓷器，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杨俊艳看来，几乎件件“来头不小，价值不菲”。
▌长沙窑展看什么
本次长沙窑展览，一些极为珍罕的器物集体亮相，同时，不少器物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研究中国陶瓷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铜红釉执壶
杨俊艳：34件一级文物，件件是精品，但提到长沙窑，还是要从高温铜红釉讲起。
本次展出中的一件铜红釉执壶，口颈部有残，但在已知所有的长沙窑器物中，红彩面积如此之大，保存又相对完整的，这是唯一一件。
中国人喜欢红色，在瓷器上也一直尝试能烧出红色，但这个愿望多年都未能实现。到了唐代，长沙窑的窑工们首先发现用铜来作红色釉的着色剂。长沙窑窑场是建在斜坡上的龙窑，当地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在火膛口一烧，热浪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风的拉力使窑里出现段落性真空，升温快又使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闷闭的熏烟环境中氧气供应不足，长沙窑器中的氧化铜便被还原成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
铜红彩的烧制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即使在现在的景德镇，也流传着“要想穷就烧红”的民谚，当时条件更是不可能掌握铜红釉的密码，只是偶有完成，数量极少。
其他长沙窑产品，某些绿彩的边缘会出现红彩，或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流纹，只有这件最能呈现铜红釉之美。
白釉红绿彩写意纹壶
铜红釉之外，长沙窑也开创了在器表题诗的“瓷诗文化”。
整个长沙窑的诗文器中，以五言诗居多，少有六言，七言更罕。至今发现的100余首题诗，均见于茶酒器，仅两件题于枕。两件瓷枕都被收录在此次展览中。
青釉褐绿彩“熟练轻容软似绵”诗文狮座枕
青釉褐绿彩“日红衫子合罗裙”诗文狮座枕
两枕均为倭角长方形枕板，狮座。枕面用褐彩分别书写“熟练轻容软似绵，短衫披帛不糹秋缏。萧郎恶卧衣裳乱，往往天明在花前。”“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欲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恼煞人。”两首七言诗都是以年轻女子的口气写的情爱诗，句意含蓄，这类袖珍枕当时多为女性所用，寄情于枕，更像是情感的独白，引人遐想。
青釉褐彩“竹林七贤”诗文罐
青釉褐彩“竹林七贤”诗文罐，将诗、画、人物融为一体，目前国内发现的长沙窑中仅此一例。腹部一侧用褐彩绘两高士，褒衣博带，高冠长袖，须髯飘拂，相向而坐，另一侧以褐彩题铭“七贤第一组”。可见此壶应为系列作品，共绘有“七贤”，不过目前只发现这件绘有两个人的，很可惜。
▌长沙窑一出，争论安静下来
杨俊艳：唐代处于饮茶酒习俗的转变期，是品茗畅饮由简单的生理需求上升为文化的阶段。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加工、饮用方式较其他地区更加先进，当地的长沙窑也是最能追赶时代潮流的民间窑场。
兴盛于唐中晚期的长沙窑，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却不因循守旧，其制作的琢器不再以瓶、罐为主，而是执壶类占绝大多数，这与当时社会的茶酒文化有很大关系。展览中的一件摩羯纹执壶上写有“此是饮瓶，不得别用”的题记，就明确把执壶的功能局限在饮具。饮具无非是饮茶、饮酒、饮水。特殊的是，这件所绘的摩羯鱼是佛教中的神鱼——佛家用具，应当说是茶具。
由于记载不详，早期学术界对于执壶的功用一直存在争论。酒具还是茶具，专家们写了不少长篇大论，阐述自己的不同观点。等到长沙窑的执壶一出，大家都安静了，因为其中一部分，是清楚标示功用的自铭器。比如展览中的这两件执壶，均为撇口、粗颈、短流，形制相似。区别在腹部，一件圆腹，书“陈家茶店”；一件瓜棱腹，书“陈家美春酒”。显然前者是茶肆用品，而后者的“春酒”，即冻醪，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粮食酒，这就说明当时的执壶既用于茶具，又有部分被作为酒具。
盛行诗文装饰的长沙窑，在器体上写字是常有的事，但就这几个字，比几万字的考证文章管用得多，同时期的其他窑系产品也都可以此类推。
“此时饮瓶，不得别用”摩羯纹题记壶
青釉“陈家茶店”执壶
杨俊艳：展览中另外两件唐代长沙窑自铭器，写有“荼埦”和“酒盏”的字样，从造型上很容易区分。茶碗造型接近于我们常见的碗，胎壁较厚，器型稍大，做工、造型朴素单一，而酒盏的胎壁薄，造型仿金银器呈花口，做工也更精美。所以，即便没写字，我们也可类比推断出功用来。但当时除了讲究的上流社会，普通百姓之间混用还是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