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桂华，现为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她主编的《中国鼻烟壶珍赏》是目前国内外惟一系统地论述鼻烟壶发展渊源的大型专著；她与他人共同主编的《明清文具珍赏》也是第一部论述有关中国文具工艺发生与发展的专著。
6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这一天，在首博的大厅内，一个规模不大，但形式庄严的移交仪式正在举行:2000年回归祖国的国宝级文物——清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时隔六年之后终于堂堂正正地搬进了“新家”。这件漂泊海外140多年的“六方套瓶”究竟来自何方？它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而它的回归之路又充满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6月6日，北京古玩城开辟的海外文物回流厅正式开展。大厅内，一家北京市文物公司所属的企业格外醒目。开展第一天，这家公司顾客盈门，三件文物就卖了300多万，令业界人士在营销的运筹中，感受到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种强大的冲击力。作为中国文物商店系统的国字号旗舰，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奋斗了45年北京市文物公司又将触角扎入北京古玩城，这其中的原因是生意竞争使然还是一种新理念的产生……带着以上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温桂华。
捐献国宝
为履行职责更为纪念秦公
记者:此次捐献的“六方套瓶”属国家一级文物，填补了海外回流文物中的一项空白，其价值何在？
温桂华:这得从乾隆八年讲起。乾隆八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到圆明园的长春园、绮春园等处巡视赏玩。巡视过后，他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园中有些地方还缺少镇园的陈设珍品。于是，乾隆便向督窑官唐英下了一道圣旨，让他设计几种用于陈设观赏的新式瓷品小样。这些瓷品小样尚未面世就已经拥有了非比寻常的地位，不仅因为它们是皇帝亲自下旨要求设计的，更因为乾隆皇帝在圣旨上用了这样四个字——“登峰造极”。接到这份圣旨的督窑官唐英也不是普通的角色。据《清宫档案》记载，唐英是清朝功底最为深厚、成就最为显著的陶器工艺品大师，曾经编写过《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等著作。当唐英接到这份圣旨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一顿踏实饭，睡过一个安稳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心研究揣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搞出了“六方套瓶”的方案。这个设计大胆创新，登峰造极，烧制过程具有“三难”的绝活，使“六方套瓶”显得极为珍贵。宝瓶烧制成功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传旨将“六方套瓶”放在圆明园中做观赏陈设品。而这批宝瓶流传至今，只剩下两件。其中一件藏于台湾鸿禧美术馆，另一件就是我们于2000年在香港苏富比通过拍卖所购，其后又捐赠给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六方套瓶”。
记者:当初，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购这个“六方套瓶”花了195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高达2090多万，这笔巨款对于你们公司来说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前不久，嘉德拍卖公司拍了一件清乾隆年间的粉彩花瓶成交额近5000万元。与其相比，“六方套瓶”更加精彩，你们却将它无偿捐给了首博？
温桂华: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而是公司所有员工的决定。因为，这个“六方套瓶”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当年，圆明园被掠文物“六方套瓶”等国宝将在香港被公开拍卖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国家文物局依据有关国际法，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这一拍卖行为进行干涉，试图以外交手段使国宝回归祖国。但没有想到的是，香港恰恰在文物保护的立法方面不健全，也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国际公约，所以，这次的非法文物交易并没有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拍卖也将继续。
当时文物公司的总经理秦公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当外交手段宣告无效之后，他为了不让国宝再度流失海外，在拍卖举行的前三天连夜召开了筹划收回“六方套瓶”的会议。会议决定，通过经济手段收购流失文物，公司参加竞拍。秦公在北京用手机“摇控”，前方代表竞买，北京市文物公司最终以近209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得了圆明园遗珍国宝“六方套瓶”。连续几天的呕心沥血，使得身心憔悴的秦公在夺宝成功的第八天就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六方套瓶”归国之后，接受了耿宝昌等8位国内一流陶瓷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为:“六方套瓶”是乾隆早期御窑厂烧造的器物，曾陈设于圆明园。这件传世作品极为罕见，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奇巧，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种装饰技法与一器，纹饰图案融合了中西文化，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属国家一级文物。我们这次把“六方套瓶”捐赠给首都博物馆，让国宝回归祖国，让更多的国人有机会参观到这件珍奇国宝，算是完成了他的一桩心愿。同时，这次的捐赠也可以说是表达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将收集流失文物的工作继续下去。
文物界的“黄埔军校”
风光仍在
记者:北京市文物公司建立45周年，其间有过辉煌，有过曲折，也有过困惑。但是面对这么多困难，这支水平高、素质高的队伍仍受到全国公认，而北京文物商店则被称为文物行业的“黄埔军校”。对此您怎么看？
温桂华:作为回收国家流散文物的国有专营文物企业，45年来，我们公司向国家捐赠了一万余件文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些文物大部分是由公司的职工从民间收集回来的。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每次出去收购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从不计报酬。他们曾经为了寻找有价值的文物而在成堆成包的杂品废铜中聚精会神地挑选，以致废寝忘食。而这样辛辛苦苦所收集来的文物不论价值多少，都毫无怨言地上交给国家。另外，我们公司也涌现出了一批文物鉴定的权威。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北京市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有很多都是来自北京市文物公司，中国近现代的许多大家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其中秦公的贡献极为突出，他对王献之《玉版十三行》和北宋张先《十咏图》的挽救，至今仍被业界人士传为美谈。
面对冲击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
记者:近几年，我国的文物流通市场发展迅速，嘉德、翰海等拍卖公司佳绩频传；古玩城、潘家园打造了城南“古文化圈”。在日益升温的文物市场上，国营的文物商店显得格外冷清。有些人认为，国字号的文物商店已被边缘化。6月6日，北京市文物公司的一家商店开进北京古玩城的“海外文物回流厅”，在京城引起轰动。请问您这一举措是否和边缘化有关吗？古玩城的总经理赵津生说过，欢迎北京文物商店的下属单位进驻古玩城，进一个收一个，没地方腾地方，对此您怎么看？
温桂华:主要的原因还是国营文物商店市场萎缩。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私有个体商家为主的经营文物的大型集市、商城以及中小商铺等组成的销售群落和网点遍布全国，与国有文物营销体系形成激烈竞争。国有文物企业在一个价格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与数万的个体商人进行价格竞争，其家大业大的高额经营成本，天然地失去文物收购价的竞争优势和自由。价格信息的日趋国际化、透明化，海内外的文物商家凭借价格优势，必然大量截流和阻断国有文物企业的收购渠道和货源。收购量的大幅减少，势必造成库存中能够迎合市场需求的商品趋于匮乏，进而导致销售额的下滑。尤其近几年来，以古玩城和潘家园为中心的南城古文化圈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了中国文物市场的主流。潘家园每天客流量数以万计，已经成为大众收藏的主要市场；古玩城声名远播，有成为高端收藏的主流市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角色转变和开拓新市场，已是国有文物公司的必然选择。我们这次到古玩城落户，一方面与其实现互动，形成风格互补；另一方面，也是为北京市文物公司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开展头一天，光临我们商店的顾客络绎不绝，3件文物就售出了300多万。这说明我们公司的品牌发挥了影响力。再加上我们公司拥有一流的文物鉴定专家队伍，资深的文物营销人员和超过一百万件的文物商品存量，在中国人的文物意识和审美情趣高度觉醒的时代，相信北京市文物公司凭借历史与现实的资源和优势，将依然在中国文物市场上搏击，并成为推动一级市场持续繁荣稳定的中坚。为国家寻宝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情怀，只要是北京文物商店的员工，都会牢记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