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我收藏了王世襄的“天下第一”
日期:2021-04-16 10:12
和王先生在一起 不聊收藏
 
由于年轻时酷爱古家具,马未都结识了王先生,但见面聊的净是家长里短的平常事,聊专业都是一句半句的,全靠心领神会。那些日子,王先生给他的感觉是文物伤着他了,少说为佳。
 
 
一进他家,门的墙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告示:按上级指示,不给来人鉴定,免开尊口云云。每次登门,马未都会把这句话仔细在心里念一遍,不提文物,只欣赏他老人家的书法。
 
 
和王老在山西闲逛的日子
 
有一年,马未都陪王先生去山西闲逛,说闲逛还是有点儿目的,那时山西刚刚开始刮古董之风,当地并没人收藏,来的都是远道的和尚。山西人有贸易传统,当地许多人都以此为生,四处搜罗,就地变钱。在平遥的一个村里,过一个小河一样的干沟,年轻的马未都到跟前都犹豫了一下,王先生却健步如飞,45度陡坡一下一上,让小王先生40多岁的马未都汗颜不已。
 
 
那次,在一个农民家中,马未都发现炕头上有一本被农民翻得脏兮兮的大书——《明式家具珍赏》,他拽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示意王先生看炕头上那本书。
 
 
王先生无动于衷,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对乌木南官帽椅,悄悄和他口语:“少见!”奇怪的是那家主人一老一少,老头儿卧床不起,干咳不停,问他话没一句礼貌回答;少妇忙于做饭,刷锅点火,让屋内狼烟四起。他们只好悻悻离去。
 
 
出了门他安慰王先生说:“您那本书是全村最贵的书。”王先生却说:“这对乌木椅早看见就可入书。”大师的关注点,果然非同一般。
 
拍下王先生的旧藏
虽然早年与王先生熟,但马未都从未想过能拥有他的藏品。
 
王先生有一个明代犀皮漆圆盒,他每次拿出让马未都看时都是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马未都回忆:当时我连摸的勇气都没有。
 
明代犀皮漆圆盒
 
王先生告诉他,这个圆盒已收入到《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等著作中了,这可是“天下第一”的漆器,非常难得一见,一副炫耀的表情。后来才知道,犀皮漆制品不是一般人家里能有的贵重物品,很多古代名著中提到过,都是出自一些上流社会的官员、名仕家中。
 
2003年王世襄先生的藏品《俪松居长物》专拍,这件“天下第一”正是其中的拍品之一,因为世人对其了解不深,所以价格并不很高。马未都恭敬地将其收藏,没让机会从手中溜走。从第一次见到这文物,到真正拥有,时间过去了30年,这漆盒拿在手里,除了觉得沉甸甸的,马先生心中也是一阵唏嘘。至今,这漆盒在观复博物馆展出,以代表对王先生的怀念。
 
大玩家——王世襄
 
关于文化,盛风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一个观点,其实所有的文化都是在实用的基础上“玩”出来的。
 
 
心 / 里 / 有 / 束 / 光 眼 / 里 / 有 / 片 / 海
中国古代从不缺少执着于一件事的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一切的“无意义”才变得“有意义”。因为是那些人给原本的死物注入了灵魂,使之成为了文化。
 
关于“玩”,小编的脑子里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相声界的于谦,一个是收藏大家马未都。或许很多朋友对于马未都会更加熟悉,但是于谦却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但是这二位“玩”的方向却大相径庭,于谦老师更偏重于生活,玩狗、放鸽、斗虫、熬鹰、养马......所有这些让他成为了相声界赫赫有名的“顽主”。而马未都先生则是偏重器物文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收藏家、鉴赏家。虽说这二位都名声在外,但要真正说起“玩”,中国的第一玩家还得是王世襄。
 
王家算是真正的书香门第,从小出生在这样家世显赫的环境下,王世襄本应承继家风,成为一个儒雅的翩翩公子。但是他并没有,反而是从小对那些老人们口中“不入流”的玩意偏爱有佳,老人们都说这孩子以后没出息,成不了大器,可王世襄自己却乐在其中,不管他人看法。
 
王继曾先生(王世襄父亲)抱着一岁的王世襄
王世襄能够成为一个“大玩家”主要得益于小时候母亲对他的教育。王世襄的母亲金氏出身江南名门,还曾留学英国,所以思想并不古旧,对王世襄一直实行开放式教育,任其自由发展。这一开明的教育方式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并非人人能够做到。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王世襄从小便培养出独立的自我人格,也为日后在“玩”这件事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世襄随父母游览杭州林隐寺前的飞来峰王世襄10岁开始养鸽,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他母亲有次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从此母亲便立下了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玩也分“文玩”和“武玩”,非身体好不能玩,谓之“武玩”,这种玩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如熬鹰。熬鹰就是将鹰驯化,之所以称之为“熬”就是不让鹰睡觉,日夜举在肩上,消磨其野性,但有一点,鹰不睡觉,人也睡不成,往往熬鹰鹰未熬成,人先垮了。可王世襄就有这样的心思和耐性,将“玩”进行到底。
 
 
虽然顽劣,但王世襄的学习还是不错。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他却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
 
 
平日里,白天抱猫养狗,在学校周围逍遥。夜里,则经常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读了两年,多门功课不及格,差点被开除,迫于无奈王世襄最终转到了国文系。
由于自小受家中文化熏陶,到了国文系王世襄反而成了尖子。他感觉到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一起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那时的王世襄仿佛进了油缸里的老鼠,好不快活。

 
转眼数年,有惊无险,1938年,王世襄本科毕业。但此时家中却传来噩耗,母亲病故,离他而去。王世襄似乎一下子长大了,鸽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所有玩物均束之高阁,开始专心致志,潜心学问。决心做出一番事业,以慰亡母。
那年他考上国文系研究生,因为母亲金氏曾是著名花鸟画家,王世襄便以“中国画论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当时正处战时,华北沦陷,人们纷纷南下以避战祸,可王世襄偏偏不走,在家中潜心写作,两年时间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并完成答辩。此时的王世襄已不是当年那个贪玩的少年,而慢慢成长了起来。


燕京大学一角
 
完成答辩,王世襄南下寻找工作。名门之后,且浪子回头小有成就,王世襄本可毫不费力找到一份称心的悠闲工作,可他的目光却瞄上了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今日,历史语言研究也不是一个热门的行当,非但要坐冷板凳,也不容易出成绩。可王世襄却一门心思想要扎进这个行业。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德国建筑学家鲍希曼(从左至右)
 
最终,王世襄以学徒的身份留了下来。在那里,汇聚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请教,很快就在文物鉴赏方面登堂入室。由于思想独立,王世襄学的很快,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1945年日本战败,王世襄被推荐位平津地区追讨文物的代表。他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追讨回的240件青铜器,几乎件件是绝世珍宝。自此,王世襄算是正式开始了他研究“玩”的生涯。


商饕餮纹大钺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1946年开始,王世襄进入故宫博物院,本该是特别高兴的事,可后来,由于历史原因王世襄却被故宫开除了他的公职,不过王世襄并未对此耿耿于怀,既然你们不带我玩,那我就自己玩!
 
 
离开了故宫,王世襄自然就被主流文物界排斥在外。既然主流容不下他,他索性就研究起了当时属于偏门的文物,也就是后来爆火的明清家具。可笑的是,由于当时“破四旧”,所以那些家具都被当成了破烂,王世襄就乐此不疲的去“捡漏”并进行记录研究。
 
 
1976年,王世襄开始正式着手编写他的研究成果。当时,他尚未为世人所知,但在文博圈,却已是名气斐然。于是不少圈内人前来讨教。可他在大院儿外贴上一张毛笔书写的告示:“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真有人“熟视无睹”,来敲门,他往往只半开门,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就把门关上了。每天早上4点,王世襄的书房就已亮灯。到了晚7时,他才会利用看“新闻联播”的时间休息一下。
 
 
 
由于当年被挤兑的去研究“偏门”,反而使得王世襄成为了当时国内关于髹饰技艺、明清家具文化的唯一专家,他留下的《髹饰录解说》是对我国现存唯一的漆工古籍《髹饰录》的注释、讲解,《明式家具珍赏》及随后出版的《明式家具研究》也成为了创前人之未的研究文献。
 
 
明式家具英文版而何以王世襄能写成老少皆宜,通俗易懂?原因无他,他是一个真玩家:要玩就要玩透。“如虎添翼,念书人如果真的再会动手实践,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长了翅膀。”王世襄曾说。他找师傅请教家具的卯榫结构,让人家帮忙拆开、解析,为了写书还让工匠做了很多卯榫,他画图,总结成理论,在书中与大家见面,让大家都能“看得明白”。
 
 
到1989年,王世襄已出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此时的王世襄还想给后世再留下点什么,可是写什么好呢?当时启功先生的一句话给了他方向,“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也许这就是人生,注定让王世襄与儿时的玩好来一次久别重逢。
 
 
自此王世襄专心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著述,都是之后十几年里写成的。
 
 
王世襄曾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评过电视剧《末代皇帝》,他说:“《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或许只有真正的玩家才能注意到这样的细节。
 
2000年,王世襄86岁,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集结为《锦灰堆》出版。
 

“锦灰”,即别人不重视、但又是美的东西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与世长辞。“21世纪的中国还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世人慨叹。今人议王世襄,往往由其玩而谈。津津乐道于其如何会玩。

 
可恰如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作为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王世襄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
 
 
人们总说玩物丧志,小编却以为这是庸人自述,人生本就是一场玩乐,有人能在玩乐中找到自我,有人却说玩乐使他们丧失自我,其实这跟所玩之物并没什么关联,因为总有人能够玩成大家,有人却一辈子玩不明白。王世襄其人其事,已是过往云烟,不复存在,可在当代,就当真再出不了一个王世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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