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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的情绪:文人搞不好政治 只能发大牢骚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12-11  浏览次数:868
 浙江美术馆正在举办王铎书法大展,王铎书法宗二王,而对待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这值得寻思。王铎崇拜杜甫,并以杜甫况比自我,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而晚年境况大变,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还可以托古避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若早五年十年,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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