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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安--“书写”:换个角度看书法

发布时间:2015-10-30        返回列表

 
 
提起书法,大多数人会第一时间想起王羲之、米芾、颜真卿等书法大师。诚然,把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拓片、锦帛、纸张上面的字迹当成书法艺术是天经地义的,其最大价值是欣赏和审美价值。但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书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守安看来,用“中国古代书写”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涵盖其审美价值,也可以涵盖其意义价值和文化价值。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概念,书写问题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刘守安坦言,提出“书写”的概念是想退一步,用一个更大的概念来代替书法,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书法。

“书法”与“书写”
 
  在现代人的头脑中,一说到“书”,好像与“书写”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书籍更多的是印刷出版物,是装订成册的印刷本。而实际上古代的书籍无论是十三经还是二十四史,最先都是写出来的。在印刷术流行以前,古代的书都需要通过“书写”来呈现。虽然经过一代代的传抄、印制、刊行,书本仿佛远离了“书写”,但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本都有原创性的书写问题。
 
  据刘守安的研究,“书法”这一词汇在先秦的典籍中已经出现了。但这个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法大相径庭。《左传》中曾提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意指董狐编撰历史的方法没有隐藏。直到清代,一些史学大家在他们整理、收集、辨识的资料中还用“书法”指代编撰历史的方法。而现代汉语中的“书法”通常是指书写的艺术。
 
  “为了避免‘书法’会引起的歧义,‘书法’指的是可以供我们欣赏其点画之美的字,更具观赏和视觉的价值。”刘守安说道。
 
  不过,“书写”与“书法”实际上却并不矛盾,在某些方面二者是一致的。“当我们把书法当名词来看的时候,它是书写出来的。书的本意是动词,‘书’即是‘写’,就是把汉字显示出来。古汉语中用一个字表示一种行为和活动。所以通常用‘书’表达‘书写’这个活动。”刘守安解释,“而在现代汉语中,如果不加‘写’字,‘书’就变为了一个多义词,可以指代图书、书法、书信等等含义,通常都是作为名词使用。所以现代汉语中的‘书写’概念被牢牢定义为一个动词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用两个字表达一个词义可能更为大家所接受。”
 
  刘守安认为,在读书、观赏和书法活动当中,有一个词是经常讲不清楚的。“书法”意指汉字的书写,但是我们认为书法通常情况下不是一般汉字的书写,它包括了古代名迹及写得好的汉字,而一般的字迹通常不称为书法。“书法”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其艺术性。这样我们在肯定汉字的书写功能时,仅仅依靠“书法”这个概念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看来,书法的含义较小,而书写则含义更广,包括为各种目的、内容所进行的书写。“当书写被当作一种活动、行为、实践,这样就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讨论汉字显示的方式。”刘守安说,“因为任何字体都是写出来的,所以书写是一个上位概念。狭义上的‘书写’与‘书法’含义相似,基本不深究其内容,而着重欣赏点画之美。比较起来,‘书法’艺术的价值放在历史长河当中,与‘书写’的全部功能相比较,只能占其一个方面。”

“崇尚书写”的文化传统
 
  文字的产生、创造、使用和积累显示了其记录语言的任务和使命,语言需要靠符号得以展示和保存。人们在“写”和“刻”的过程中创造和改进了文字。从属于语言的文字有三个要素,一是有“形”,二是有“义”,三是有“声”。
 
  “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文明像中国文明这样喜欢‘书写’,这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中国人的文化传承中,以‘书写’为方式的文字保存和使用在各个文明中是最广泛、最充分的。”刘守安解释道,“尽管历经战乱和朝代更迭,很多官方的书写都消失在历史的时空当中。不过通过复制的方式,最先书写出的东西不断被学习、抄写和誊录,我们因此保留下来中古代的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有“崇尚书写”的文化传统,这种趣向和爱好使得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浩瀚的典籍。此外,“书写”是一种记忆的延伸。作为个人来说,为了把事情记录下来,需要靠“书写”。中国文人有用文字来记录心迹、描述社会状态、表达情感的爱好和传统。文字的这种强大功能被文人拿来充分地“书写”,也为中国的典籍之丰富作出了贡献。
 
  刘守安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书写”不仅仅意味着可供欣赏的点画,不仅仅是作为“书法”的价值,而是具有所有可以通过汉字书写所延伸的价值。
 
  “书写”的强大功能
 
  在刘守安看来,“书写”虽然不能直接创造出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但其却有着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的强大功能,能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治安定、社会和谐、交往方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文字发明之后,“书写”活动在广阔的领域内逐渐普遍进行,使文字功能的发挥成为现实。中国古代的文字“书写”在国家管理、信息传播、知识积累与传承、学术创造与文学创作等等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根据刘守安的研究,中国自殷商时代开始的“史官制度”其“记言记事”的功能一旦用文字“书写”下来,就有了确定性。其次,中国幅员辽阔,要使天下一统、政令通行,必须能够信息畅通。文字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的局限,可以四海通达。
 
  “同时,知识积累、学术研究和诗文写作也是‘书写’的几个重要功能。”刘守安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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